印章起源，古代印章的分类(2)（传统刺绣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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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印章作为信物，在我国已有很长的历史。可是，印章的使用究竟始于何时呢?因史无明证，后世遂产生种种猜测。
一、春秋战国说。马衡在其著作《谈刻印》：“凡将斋金石丛稿》）中指出，鉴于《周礼》、《礼记》、《左传》、《吕氏春秋》、《战国策》、《韩非子》等古代典籍记载和出土的古印实物，认为印章起源于春秋战国时代。他说：“稽之载籍，征之实物，大抵皆周金，且为晚周之物，夏商无闻焉。”又云：“古印之起源，约当春秋战国之世。 《周礼》虽有玺节之说，但其书绝非周公所作。春秋时始有玺书，至战国时而盛行。”罗福颐《对印章的认识》一文，也持同样观点，流传甚广。
二、商代说。尽管元代吾丘衍《学古编》主张三代无印，但仍有许多文献明载三代有印玺。唐朝杜佑《通典》说：“三代之制，人民皆以金玉为印。”明代甘畅《印章集说》引《逸周书》语“汤取天子之玺，置之于天子之坐”，进一步指出商代已有印玺。随着地下文物的出土，黄睿《邺中片羽》著录了三方安阳殷墟出土的铜印，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徐中舒《殷代铜器足征说兼论(邺中片羽)》和于省吾《双剑 古器物图录》等，都据此文物认为商代已出现铜质印玺。徐畅《商代玺印考证》，更提出夏末商初帝王有先行使用印玺的可能。如此看来，文献与实物交相验证，印章始于商代似无问题。
三、春秋说。沙孟海《印学史》，对那三方商代铜印作了一番研究后表示怀疑。他指出，那三方印玺有可能出自上层堆积，并说甲骨文中没有“印”字，也没有“玺”的初形“木”字，金文中有“印”字，但不是印章之印，而是“抑”的初文，他认为春秋时代始有印玺。
融合发展——宋元
有宋一代重文轻武，在经济、文化方面取得的成就，堪称整个封建时代的最高峰。由于宋徽宗、宋高宗等皇帝兼书画家的提倡，鉴藏印在文人士大夫中风靡一时，书画款印也随之迅速发展起来。北宋时期使用书画款印，目前可见最早的实物是欧阳修的《致端明侍读书》，这件尺牍上钤押“六一居士”印。欧阳修平时所用的“修”字印和“醉翁子孙其永保之”都是兼具收藏意义的印。《尚恩帖》中也有欧阳修的“六一居士”印。宋徽宗设立画院，其本人也是诗书画的践行者，在自己的画作和古书画的签名题记上都可见到其“御书”长方形印和葫芦形印等款印。南宋吴琚的自书二帖中有白文“云壑道人”印，《四清图》卷上有杨无咎的朱文“草玄之裔”、“逃禅”，白文“杨无咎印”等。通过书画家们的艺术实践和推动，在北宋后期，印章已经成为书画作品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在书画作品上署款钤印的格式，也已被当时文人们广泛接受。但真正在书画作品上大量使用款印(传统刺绣针法)，并且所用印章名目繁多的，当以米芾为先驱。
元代蒙古人入主中原，在政治上实行野蛮落后的等级制度，使得许多文人绝心仕途，转而寻找新的心理寄托。而社会上“政统易于上，而道统则仍存于下”，于道如此，于艺亦然。相对宽松的文化环境有助于艺术传统的一脉相承，诗书画印的融合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其中最为著名的人物首推赵孟頫、王冕。
赵孟頫在诗书画印多方面颇具才华，所使用的印章从篆写文字到章法布局皆出于自己的创作。其开创的圆朱文印章，以小篆入印，将优美清逸、线条婉转而富于弹性的“玉箸篆”用于篆刻之中，因而印面神韵俱全，具有一种流动鲜活的文人印气息，与其书画作品相得益彰。赵孟頫对书画用印的推广应用，也起到了推动作用。与米芾一样，关于赵孟頫能否自己刻印之事，现在还没有确切的材料能够证实。
中国使用石质印章的历史久远，早在印章的创制时期就有，从已考古发掘的资料来看，历代都有。仅长沙一地，新中国成立后至70年代就发掘出土西汉时期滑石印44枚，还有少量的战国时期的石质官私印。但是这些滑石印的用途都是陪葬所用。现藏故宫博物院的汉新莽时期的石质两面印“洽平马丞印”和“巩县徒丞印”是作为铸印母范用的，这是石印的另一用途。但宋元之后文人参与刻治石质印章的性质就不同了。今天，我们可以从宋元有关文献和文人篆刻家的史料中得到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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