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承载着礼制观念的华夏衣冠文化代表—“华服”(2)
(中国传统剪纸吉祥图案及寓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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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承载着礼制观念的华夏衣冠文化代表—“华服”

剃发范围,汉人除妇女儿童外,上迄白发老翁,下至束发少年,甚至一度连道士也不放过。当时什么情形呢?《满清稗史》记载,清军巡行街头,“令剃发匠负担游列于市,见蓄发者执而剃之,稍一抵抗,即杀而悬其头于担之竿上以示众”。

清代胡蕴玉在其《发史》“序”中说:“薙发令下,吾民族之不忍受辱而死者,不知凡几。幸而不死,或埋居土室,或遁迹深山,甚且削发披缁……”有的人被迫剃发后,还专门建“发冢”以纪念之。

清初有一个“画网巾”的故事流布甚广。据清初李世熊《画网巾先生传》记载,顺治二年(1645年)清廷平定东南后,严令剃发易服,福建地区士民因违令而死者不可胜数。“画网巾先生”与他的两个仆人不幸被捕后,清将脱其网巾,逼其就范。先生就让二仆画网巾于额上,以示决不穿满洲衣冠,结果是主仆三人都被处死。网巾,是明代男子束发的头巾,为“人无贵贱皆裹之”的首服,所以网巾就是故国衣冠的象征。

关于承载着礼制观念的华夏衣冠文化代表—“华服”清的“补子”来自明清代官服上的“补子”直接取自明代,文官绣禽类、武官绣兽类。皇室、贵胄用圆补,一般官员用方形补。明清补子的主要差异在于图案和结构。左下图为两位清朝官员画像,一看补子,身份地位一目了然。图1为孔府清代服装补子,图2、3为孔府明代服装补子。左页图为《颖国武襄公杨洪像轴》(明?藏于美国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杨洪(1381年—1451年)为明朝中期名将。画中他身着红色朝服,所用的笼巾七梁冠,上面有象征身份的金蝉,雉羽,立笔。

一般认为,经此劫难,华服及华夏传统服饰制度就完全中断了,其实不尽然。在汉人的普遍反抗下,清统治者为了缓和民族矛盾,后来不得不在“剃发易服”政策上做了一些让步,即实行“十从十不从”,比如男从女不从、生从死不从、阴从阳不从……妇、孺、吏、伶、婚、丧等服饰仍可保留汉装样式,但这次易服的重大变化,就是使满服代替汉服成为清代服装的主流。

清朝的冠服制度初步定制于崇德元年(1636年),历经变动修改,到清高宗乾隆帝时期才基本确定下来,之后便无大的改动,是中国服装历史上最周密、庞杂的服饰制度,其中也借鉴了明朝服制的很多做法。

关于承载着礼制观念的华夏衣冠文化代表—“华服”

按照穿着的不同场合和用途,清朝服饰可分为礼服、吉服、常服、行服、雨服和便服。清代礼服以袍褂为主,领口内加一个衬领,名为领衣。等级制度仍旧是清朝服制的核心内容,从天子到末等官员、从皇太后到命妇均有其相应的穿戴制度,服饰的色彩、款式、纹样都有严格规定,等级森严,不得僭越。

不过,清朝服饰仍旧汲取了不少汉族服饰的元素。以官服为例,马蹄袖、马褂是清代官员服饰的一大特色,但官服上的“补子”就直接取自明代,文官绣禽类、武官绣兽类。明清的主要差异在于图案和结构,清代的“补子”也是织或缀在袍衫外面的大褂子上,称为“补卦”或“补服”,只不过清代是对襟褂子,胸前的补子就变成了两半。皇室、贵胄使用圆补,以织锦、刺绣、缂丝为主要面料和制作工艺。满族命妇的补服多为马褂式样,大襟、对襟、圆领、立领可自由选择。

关于承载着礼制观念的华夏衣冠文化代表—“华服”民国服饰爱“混搭”民国时期,传统与现代碰撞,中西文化交融,表现在服饰上就成了各种风格的“混搭”,从民国时期的老照片中经常能看见这样的场面。右页图中可见到民国初年的男式流行服装:长袍、中山装、西装。供图/文化传播

值得一提的是象征皇权的龙袍。本来,帝王服装绣织龙纹,在中国已有2000多年历史,但直到清朝,龙袍才作为一种专用服装名称被列入冠服制度。这时的龙袍多为圆领、大襟右衽、箭袖,颜色以明黄为主,也可用金黄与杏黄等色,袍上绣有五爪金龙和五彩祥云,祥云中间,分布着“十二章”图纹——这十二章,也是对汉族政权服制的沿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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