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造型的写实性

　　藏族面具造型的另一大手法是写实性。青藏高原上有苍翠的森林,辽阔的草原,有成群的牛羊,也有众多的飞禽走兽。所有这些,都对藏族面具的产生发展有着影响。藏族面具从它产生时开始,就是以拟兽面目出现的。最原始的面具采用所拟动物的头皮,这是最古朴、最真实的表达。直到现在,藏族面具中还有不少的动物面具,其造型仍以写实为主。

　　佛教传入吐蕃后,佛像的造像由最初的移植逐渐本土化。拔协中记载:在桑耶寺的殿堂修好后,赞普赤松德赞与莲花生大师商议,决定请汉族和尼泊尔工匠塑造神象。“雕塑匠问道:‘佛像是塑成汉地式的还是印度式的?’大师说:‘佛陀降生在印度。所以塑成印度式的吧!’赞普说道:‘大师,我希望让吐蕃喜欢黑业(指黑苯波教)的人们,对佛法生起信仰。所以无论如何,也请把佛像塑成是吐蕃的式样!’大师说:‘那么把全体吐蕃民众召集起来,就照着塑成吐蕃人模样的佛像吧!”于是从召集起来的全体吐蕃民众中,挑出最英俊的男子枯达察,照着他的样子塑造了二手圣观音;挑出最美的女子觉若妃子布琼,照她的模样在左边塑造了光明天女像,挑出最美的女子觉若妃子拉布门,照着她的模样在右边塑造了救度母像。照塔桑达勒的模样,在右边塑造了六字观音(四手圣观音)像。照孟耶高的模样,塑造了圣马鸣菩萨为守门者。藏传佛教造像的这种写实性为藏族面具的造型的写实性提供了借鉴和依据,推动了藏族面具文化的发展。公元14世纪,藏戏的创立,为藏族面具的写实性开辟了广阔的新天地。以人物为中心的写实性造型逐渐成为藏戏面具最显著的特点。藏戏的面具总是显得那样古朴和自然,生活中的真善美、假丑恶、喜怒哀乐,都在古朴自然的面具艺术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达。藏戏是青藏高原上最贴近世俗的民间戏剧,戏剧中的“面具以塑造人物为主,取象于人间众生相,不仅以某个人为标本,并汲取其同一阶层的人(同一阶级、阶层、行业、性格)等,取其共同的特征糅合成单一面相,成为既有个人生态又有同一阶层的人共有的阶级、职业、性格特征的代表人物,具有典型性,形成藏剧中有着脸谱式固定格式的一类面具,适宜剧中相似或相同的人物佩带,观众一看面具,就象看到该人物的内心隐私和全部底细”。当然,这种写实性是源于生活,源于自然,而又高于生活、高于自然的写实性。

　　需要提出的是夸张与写实二者虽是矛盾的、对立的,但在藏族面具造型中却得到了很好的统一,而大手法又是和谐的。

　　三、宗教功能突出

　　“在西藏,纯民间或纯宗教的事物是难以区分的。民间面具本身与宗教祭祀关系不大,甚至有的假面具纯系娱乐,但仍然富有宗教的内在含义。这一现象也是因为西藏特殊的文化背景,即宗教文化与民间文化错综交织而产生的”。如果不考虑后面这个因素,属于宗教性质的面具的数量也明显多于世俗性的面具。

　　在我国藏区,藏传佛教寺庙达数千座,大凡大、中型寺庙,每年各寺庙都要举行“羌姆”仪轨,少则一至二次,多则三至四次。覆盖面大,所产生的影响自然也不小。凡是有“羌姆”仪轨的寺庙,都有数量可观的“羌姆”面具。我们在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的德格、新龙等地的藏传佛教寺庙进行“羌姆”面具调查时看到,面具较少的在一百具左右,多的达二百余具。如果要作统计,其数量应相当惊人。在这一点上,藏戏与民间艺术演出更是无法比拟的,也是我国其他民族的傩祭、傩戏、傩舞等无法比拟的。

　　如果追溯藏族面具的起源与发展历史,也不难看出藏族面具的宗教功能特点。藏族面具的起源与其他民族的面具起源一样,一开始就打上了原始信仰的烙印。苯教文化的发展,给藏族面具凭添了不少宗教气息,藏传佛教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更对藏族面具产生巨大影响。冯·奥格登·沃格特认为,“艺术与宗教具有相同的渊源、相同的题材和相同的内在体验”。“从历史上看,宗教始终是艺术的泉源,而崇拜艺术则是一切艺术之母。宗教礼仪与艺术在表现情感生活方面具有共同的根,原始艺术,至少是戏剧的形成和发展,在情感方面源自于宗教礼仪”[5]。世界各地面具的起源均与原始信仰有关,这是带共性的文化现象,但在藏区特殊的文化环境之中,宗教影响着世俗生活的方方面面,藏族面具艺术的发展与宗教密切相关,因而宗教功能突出就成为其值得注意的又一特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