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中国的“缬”字，本意也指的是“绞缬”。《一切经音义》：“以丝缚缯，染之，解丝成文曰缬也。”解释“缬”的意思就是用丝线在布料上系结，然后解开而得到纹样。元代胡三省也记道：“缬，撮彩以线结之，而后染色。既染则解其结，凡结处皆原色，余则入染也。其色斑斓谓之缬。”可见在中国传统概念中，也是先有绞缬的技术。之后再出现其他防染印花法时，才有了各种“缬”的区分。

绞缬工艺需要的条件最简单，不需要绘制，也不需要花版、防染剂等特殊工具，仅凭针、线和双手便可实现，依据一定的花纹图案，用针和线将织物缝成一定形状，或直接用线捆扎，然后抽紧扎牢，使织物皱拢重叠，染色时折叠处不易上染，而未扎结处则容易着色，从而形成别有风味的晕色效果。

这也许很令人意外——最基础的图案，就是用绑扎法而得的圈点纹。将布料撮起一小点，用线环扎几圈，打套结，紧紧绑住再染色，这样被扎线绑着的这一圈，解开后便能形成白色的小圆圈或者小方框。这种方法能适应于各种纺织物，又不为面积、厚薄所限制，花纹可大可小，宜简宜繁。在新疆且末公元前八世纪墓葬出土的织物中，我们就可以看到缝绞、绑扎几种绞缬技术的使用，它的结果便是圆圈、方格等纹样。可见这种技术之历史久远，而且至今在非洲一些生产技术落后的地区被广泛使用。

但是，我们在先秦两汉出土的丝绸中，依然很难找到这些原始防染显花技术的踪迹。有部分原因是被保存下来的多是贵族阶层所用的高级丝绸，不需要使用这些初始技术，更重要的原因则是，当时的中国丝绸织绣技术已经普遍达到了一定的高度。

自养蚕缫丝技术发明以来，中国的高级丝绸工艺技术的提高一直在突飞猛进。考古发现的商周丝绸尽管不多，但已经相当精美，当时的中国人已经发明提花织机，新的丝绸品种开始出现，矿物和植物染色技术也已经相当成熟，这为丝织物色彩和图案的表现力提供了更加丰富的可能。

除了简单的平纹素织物绢、绡、绸、练、缣外，还出现了能够本色提花（即暗花）或绞经的绫、绮、纱、罗，通过织物组织结构的差异，反射光线效果的不同，以显现若隐若现的花纹；再到把染成彩色的丝线，靠经纬线的变化织出五彩花纹来，就是更加富丽堂皇、也极其费工昂贵的锦了。这些都属于在织造过程中一气呵成的提花方式。

若在织好的丝绸上进一步用彩色丝线刺绣，想绣什么纹样便出什么纹样，那便是“锦上添花”。刺绣的色彩更为丰富，花纹甚至还有立体质感，装饰效果也更加璀璨夺目。

刺绣的表现力很强，几乎无所不能。仅商周秦汉流行的锁绣技法，就可以任意构成各种颜色的线条和色块，表现流畅复杂的花纹。还有凸版套色印花的技术，也使复杂纹样的批量生产变得更加简便。

当时官府和个体的纺织、刺绣手工艺都有相当可观的规模。尤其是上层统治阶级，滥用锦绣达到了惊人的程度，为此墨子还认为商纣王灭亡的原因之一就是过度奢华、滥用耗工费时的丝织物。汉代有专门管理为皇室“织彩为文”、生产高级织物的“服官”。地方豪强拥有成百上千的织绣工人专事织绣，甚至“犬马衣文绣”。而对于技术难度较大的丝织品，民间也有各种专业性质的作坊来织造，形成大规模的商品生产。不仅生前锦衣绣服，死后还要用大量刺绣陪葬，《汉书·霍光传》记载霍光死后，仅绣被就随葬百领之多，“长安何纷纷，诏葬霍将军，刺绣被百领，县官给衣衾”。时人“预买棺椁，多下锦绣，立被发冢”。1972年，长沙马王堆汉墓的发现，成为考古史上一个重要事件。不仅因为墓主人辛追保存完好的身体，还因为大量的出土物让人看到了西汉的生产生活水平。

让我们看看辛追夫人的衣服华丽奢靡的程度：墓中出土的大批织物中，保存完好的衣物有58件，刺绣织物有40多件，除内棺的16件刺绣衣衾外，还有放在竹笥里的单幅刺绣6件，衣物等18件，以及内棺上作装饰的刺绣等。刺绣保存非常完好，虽经二千多年漫长岁月，依旧光辉夺目。花纹有六大类，其中的“信期绣”，描绘定期南迁北归的燕子，流云卷草点缀其间，但每一件的花纹繁简、色彩搭配都各不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