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内迁的北方、西北少数民族也带来了各种带有异族色彩的文化元素和工艺。而技术难度小，容易获得花纹图案的绞缬，很有可能在此时又再度兴起，受到普通百姓的欢迎。所以突然之间，我们在北方十六国时期的陶俑身上开始看到各种圆圈装饰的流行。出土的绞缬文物也越来越多，魏晋到隋唐的墓中，便出土过很多小点状，或者网目状、花朵图案的绞缬实物。

这时候，以简单的绑扎圈点作为基础，尺寸或大或小、或疏或密，再巧妙的加以组合变化，点染套色，再配合缝扎、夹绑等技法，就会产生出不同意趣的撮晕花样来。唐诗里经常会出现撮晕缬、鱼子缬、醉眼缬、团宫缬等等这些很迷人的名字，都是属于圈点纹的发展。比如李贺《恼公》中“醉缬抛红网，单罗挂绿蒙”，提到的醉缬，就是“醉眼缬”，大约就是酒醉后眼睛、皮肤染上一层红晕的样子，生动地表达了它的妩媚。还有一种著名的紫地白花绞缬纹样“鹿胎”，则是因为它的效果模拟当时流行的鹿胎羔皮圆点纹样而得名。

与此同时，其他的几种染缬工艺也陆续出现并得到发展。首先是“蜡缬”，即蜡染的应用。在织物上或点染或描绘或通过漏板刷上蜡液后进行防染，染后除蜡便显现花纹；很快，用以草木灰、蛎灰之类为主的碱剂进行防染印花的“灰缬”也得到流行，灰缬也叫刮浆染，也就是我们所熟悉的“蓝印花布”，在纸版上雕出透空的纹样，将防染灰浆透过花版涂在织物上，染后刮除得到白花花纹样；再来就是最重要的“夹缬”，一种用两块雕刻成图案对称的花板，夹持织物进行防染印花的工艺及其工艺制品。

据《唐语林》言：夹缬的发明者是唐玄宗时柳婕妤之妹，她“性巧慧，因使工镂板为杂花，象之而为夹缬。”夹缬中最为精彩的是多彩夹缬，其关键是在夹缬版上雕出不同的染色区域，或者多版套染，使得多彩染色可以一次进行。

灰缬和夹缬，在制成花版之后，便可以大批量快速复制印染，适应大规模的商品生产，而且造价相对于高级锦绣较低廉，尤其彩色夹缬还能达到色彩丰富、纹样复杂的效果，也得到上层社会的喜爱。

此时绞缬的局限性又再一次暴露出来。绞缬虽然操作简单，不需要特殊工具(中国民间剪纸作品)，但是看似简单的圈点纹样，如果需要取得更精致的装饰效果，将花型缩小到一定程度，工艺就会变得极其繁琐。纵有工具辅助，也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完成。在新疆阿斯塔那唐墓中曾发现一具泥头木身女俑，肩上搭着一条绞缬实物帔子，染作豆绿色，上面有三点一组的方框形缬绞，单个花纹的边长尚不足0.2厘米，虽花组稀疏，却极难制作。以阿斯塔纳出土的另一片绞缬绢为例，在残长32厘米，宽8厘米的面积上，就有百余朵圈点。若按当时普通的丝绸尺寸计算，1匹布上大约会有两万个花点，一一都要通过手工绑扎，其费工耗时足以和某些织锦、刺绣相比。

但绞缬的图案表现力又很有限，大多只能形成以圈点、小方框为基础的散点纹样，或简单的重复几何图形，色彩也比较单调，所以无法满足上层社会对复杂精致色彩图案的需求。我们在日本正仓院保留下来的一大批盛唐织物中，可以看到蜡缬、夹缬、绞缬三种工艺的使用，但其中衣物以夹缬、蜡缬为最多，圈点绞缬则比较多被使用在衬里、或不重要的部位。而在民间，又因为绞缬制作费工缓慢，也随着其他可替代的防染技术（如蓝印花布）的普及而日趋低落，只有在偏远技术落后的地区得以保留。

女皇武则天登基之后，除了政治制度之外，还进行了各种视觉上的改革。为了笼络地方大员，彰显政治权威，曾经设计了一套绣袍制度，赐给新上任的都督、刺史等高官。随后赏赐绣袍的范围大大扩大，还形成了纹样等级制度，如诸王饰以盘龙及鹿；宰相饰以凤池；左右卫将军饰以对麒麟。并绕以八字回文。首次明确出现以动物象征官员职务，在胸背最显眼的位置大面积铺设有一定情境的主题图案，不再是简单的重复纹样，是后世流传发展千百年文禽武兽服装图案的发端。